《金瓶梅》非文士之作——情欲描写的移植错位
1.
与《金瓶梅词话》关系密切的情欲小说,当推《如意君传》,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弄清文学上的传承关系,且能为成书找到新的佐证。《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七回,写西门庆与王六儿秽事“犹如武则天遇敖曹”,虽未明指书名,然确为《如意君传》之本事。《如意君传》不仅对《金瓶梅》,对后来的情欲小说影响也大。《肉蒲团》在书中两次直指《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之书名。《如意君传》为短篇,卷首有华阳散人甲戌秋所作之序。《肉蒲团》今见为日刊本,时当清康熙乙酉(1705年)刊行。初曾疑“如”传华阳散人甲戌序,或伪托“假虚”即子虚乌有也。词话本“犹如武则天遇敖曹”一说,给人们提供了证据,此书确在《金瓶梅》之前。今且以《肉蒲团》刊行之康熙乙酉为终点,将此前的“甲戌”列下:
1454明·景泰五年
1514明·正德九年
1574明·万历二年
1634明.崇祯七年
1694清·康熙三十三年
以《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万历(45年)丁已(1617年)为准,则《如意君传》的甲戌序当然是早于1617年的。准此,明崇祯七年和清康熙三十三年的两个甲戌可以排除。把华阳散人看作明举人入清的吴恭辰,在崇祯七年为《如意君传》作序之说自然不能成立。
另外,据孙楷弟《中国通俗小说目录》载清人黄之隽《唐堂集》言:嘉靖乙丑(1565)进士黄训曾读过《如意君传》, ① 准此明万历二年(1574)的甲戌也可以排除了。同时,庚辰春相阳柳伯生跋《如意君传》“刊于家以与好事人云”,刊刻赠送友人的“庚辰”(正德十五)年,也可为佐证。.
依上说,《如意君传》卷首华阳散人制序之甲戌最迟为明正德九年(1514年)。至于景泰五年(1545)以及更早的甲戌,在没有证实材料之前可以不予考虑。
2.
只对《如意君传》、《金瓶梅》两书序文制作年比勘,只能得到孰先孰后的结论。欲明两者间传承影响,还须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而两书情欲描写秽言亵语殊难征引,不得不择其较为雅驯者引述,或转述使之淡化、雅化。《金瓶梅词话》对《如意君传》的情欲描写,不仅在情节上、细节上因袭,甚而在表述语言上搬抄袭用如“翕然畅美”,如“垂首玩之,以畅其美”等词句,在《如意君传》中,因通篇为文言而融合无间。移抄到《金瓶梅词话》中便显得格格不入了。
其次,因对原文文意之不理解,抄移搬用致使文理不通或语焉不详,不知所云。如“其声若数尺竹泥淖中相似”不仅文义难明,而且不文不白。稽核《如意君传》原文为“其声犹数夫行泥淖中”。如果说是刊刻致误,那“若”与“相似”共在句中,则是写录者责无旁贷了。《金瓶梅词话》生吞活剥语言混乱,留有未经消化之痕迹。显然不是文人名士,而是文化层次偏低的误解,或口耳相传之传讹。
3.
情节细节因袭《如意君传》择其要者录下对比:
《如意君传》“后坦卧于席上,睡思正酣。敖曹奄至其旁,时月明如昼,后体玉莹辉彩掩映,敖曹淫思顿发。”“后曰:不俟君命,深入禁闺,汝当何罪?曹曰:微臣冒死入鸿门,惟思忠于主耳!”《金瓶梅词话》29回写潘金莲“在凉席上,睡思正浓。房里异香扑鼻。西门庆一见,不觉淫心顿起。”“妇人睁开眼道:怪强盗!三不知多咱进来,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儿,掴混死了我!”
《金瓶梅词话》在因袭上可谓广采博收,不仅摹拟《如意君传》的乘睡偷袭,紧接这段情节之后尚有《飞燕外传》的影子。武则天“睡思正酣”当是真睡;潘金莲“睡思正浓”真假莫辩。“原来妇人因前日西门庆在翡翠轩,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就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他,以夺其宠。”为夺宠而搽粉便是蹈袭汉伶玄的《飞燕外传》。《飞燕外传》写飞燕虽“浴五蕴七香汤”,“傅露华百英粉”,然帝却说“虽有异香,不若婕好体自香也。”体自香的情节被后来的《肉薄团》所采用,其中人物生时香云缭绕,因名“香云”。足见《飞燕外传》对后来情欲小说影响之大。《痴婆子传》中阿娜即以飞燕自况,对其妹说:“予飞燕,尔合德也。”“妹答之曰:‘姊忆射鸟耶’。予掩妹曰:‘他日妹从七华帐进丹丸,亦大丑踝矣!’”所说之进丹丸事,即《飞燕外传》中所写:“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致帝“阴精流输不禁”而“绝倒”。《金瓶梅词话》79回潘金莲给西门庆服三丸胡僧药,导致西门庆脱阳而死,便是祖始《飞燕外传》。
《如意君传》在细节上也给了《金瓶梅词话》很多影响。《如意君传》写武则天秉烛宣淫,命“小嫔持烛立侍”;《金瓶梅词话》中,也教春梅“在床前执壶而立”(18), ① “叫他家迎春在傍执壶斟酒”(18)。《如意君传》“武后失声大呼曰:好亲爹,快活杀我也!”“忽失声大呼曰:真我儿,我实死也!”《金瓶梅词话》中呼达达、唤亲儿不绝于口,潘金莲(8)吴月娘(21)王六儿(38)如意儿(67)爱月(68)均曾呼唤过达达,达达实即爹爹的昵称。陈经济与侯林儿“亲哥哥、亲达达、亲汉子、亲爷,口里无般不叫出来!”再如烧情疤,《如意君传》情疤是双方共痛始终,而《金瓶梅词话》却是女人单方忍痛。一切作品,借鉴前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文人创作,对前人作品或化用,或点明出处。只有书曲艺人才照抄照搬,几成职业习惯。《痴婆子传》未著刊刻年代,无序跋,然纵观全书确为文人所独立创作,从其明显接受《如意君传》之影响看,当距《如意君传》不远。在《如意君传》中武则天提纲式地总结了十四岁至七十多岁一生的际遇。《痴婆子传》则以回忆倒叙的手法,详细地叙写了自十三、四岁至三十九岁的前半生,所私之人年龄有老有小、身体有强有弱、相貌有丑有俊、性机能各自不同。性关系有主动、有被动,有强迫、有顺从。比较深刻地写了不同的性感受、性体验,性心态也进入了较为深刻的层次。情欲描写是无法删除的,而《金瓶梅词话》只是着意于表层的外在行为,故而删除也无伤大体。可以看出两者重大差别:一个是文人创作内在所固有的,另一个是艺人述录外在附加的。
4.
从上述简要比较中,很容易看出,虽然同是写情欲,也显现出写作者的阶层与水准。《金瓶梅词话》百回书中,秽事有45回72处之多,即今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删除之近二万字。这些情欲描写东抄西录,单一重复,而且粗制滥造与《如意君传》、《痴婆子传》不同,显然不是文人创作,倒是出自文化—素养不高的说话人的述录。可以判定,最初的述录本当是话本,不是供人阅读欣赏的,而倒是供作说听之用的。这些情欲描写是说话人添加的“荤话儿”。
谓淫秽描写是明社会颓风的自然反映几成定论。然而人们忽略了说荤话并不始自《金瓶梅词话》,而是由来有自的。《通鉴,唐敬宗纪》胡三省注:“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为邀布施不得不悦俗,其悦俗讲说的内容当然便是“淫词秽语”了。中晚唐市庙之“俗讲”多杂以“淫词秽语”。赵璘《因话录》“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阗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可见,秽亵讲说首先是市井之民“乐闻其说”。说荤话之风,直到晚近仍遍披市井,清光绪11年(1885年)吉林编修的《奉化县志》(今梨树县)载:“趼趼之戏,淫亵之甚,男女纵观,实为伤教,亦经知县钱(开震)先后查拿。”钱开震查拿的淫戏指东北地方戏二人转,旧时二人转在说荤话之前,艺人抱拳作罗圈揖告罪,说下面是“粉戏”,观众中之妇女则规避,在女观众退场之后,便说那不便说的“荤话”了。
《金瓶梅》说“自古言不亵不笑”(67),认为语涉秽亵是“自古”已然的。《金瓶梅》还声称“俺们只好荤笑话儿,素的休要打发出来”(21)。这道出了市民阶层“乐闻其说”的低级的审美趣味。正是这审美需求,才决定着“淫词秽语”的产生与流布。似乎不是沈雁冰所论定的“何以性俗小说盛于明代,这也有他的社会背景。明自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为世人所欣慕。……既然有靠春方而得富贵的,自然便成了社会的好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见《茅盾文艺杂论集》)这一说法几成定谳。鲁迅先生也说,社会颓风“并及文林”故而小说“每叙床第事也。”(《中国小说史略》)这一说法并不全面,对性文学的发生、发达的原因须重新评估:春方、房术只有那宫廷以及士大夫的上层社会才有可能实行;《金瓶梅》中关于情欲有五要素:潘驴邓小闲,要者还是钱与闲二字,既有钱又有闲须是西门庆以上的阶层,所谓“饱暖生淫欲”。而市井细民“瓮中无米,囤内少柴,早把兴来没了”(8)。求衣觅食,无钱便无闲,处于性压抑状态。市井细民所以“乐闻其说”恰恰是因为性压抑,说书人正是投其所好,以此取悦;既是精神上的发泄也是精神上“会餐”,仍然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才导致了俚鄙的床第之描写。不仅在明代,即在中国小说内也有一定地位,其原因也盖皆如是。
5.
从补偿心理上讲:说者可以说是宣泄心理,听者可以说是窥探心理。说者裸露、听者探奇。这双向的要求便成了内驱力。虽然说是双向机制,然而支配力量不在于讲述者,而在于听者。讲述者不是满足自我,而是媚悦听众。听众的欲求,对讲述者是无形的潜制约力。因为说话的话本是为听众的,说话人只好屈从(顺从),甚而主动地以此作诱引的手段。这便形成了《词话》内构的吸引机制,说到底还是为了听众乐于听闻,而不“抽签”离席。《九尾龟》179回“你们这班人,听了这般秽的话儿,便大家都伏贴贴鸦雀无声地静听”。“乐于听闻”的补偿心理才是情欲描写的内驱力与动因。
说书人为了悦俗(甚或是媚欲)取悦于听众,使其不离去,更为着吸引他下次再来。随心所欲,任意宣泄秽言亵语。说书有“随机性”的自由,不论与正在进行的情节关系紧密与否,秽事都可岔出去、插进来。随意增添“荤话”,书曲艺人称之为“外插花”或曰“加挂儿”。这种添加的“节外生枝”有的是说话人自行编纂的;更多的是“书外书”,一部书要说多少天,有时“书不够,他书凑”,说书人为图现成,随意摭拾他书。既拉长了演出时日(凑数),又吸引了听众。这在《金瓶梅词话》抄引之他书已为多数学者所历数。在情欲描写上,对他书或照搬、或略加点窜,特别是套语、赞词之类,因其通用性极强、可以放在任何书中、任何情节、任何人物之上。且以《金瓶梅词话》抄移《水浒传》为例:
一、《词话》第四回“交颈鸳鸯戏水”的韵文,只是个别字句与《水浒传》略异。而且所改易的字词均逊于水浒原作。《水浒传》原文“将朱唇紧贴,把粉面斜偎”;《金瓶梅词话》在两句前各添加“一个”作“一个将”、“一个把”,赘增之字破坏了原意,显然是说话人为拖腔而凑字。
二、《水浒传》第44回写潘巧云的一段文字,被加以点窜移植到第二回潘金莲身上,经《词话》本点窜的皆是为了说唱时上口,向说听靠拢。
三、《水浒传》45回写裴如海私潘巧云一段韵文,《金瓶梅词话》略加点窜在12回《金莲私仆》时用了一次,在83回又重复使用了一次。只要稍加比较,便可以看出《金瓶梅词话》两次套袭粗劣。《水浒传》特定人物如海是佛门弟子,用“快活道扬”、“极乐世界”等语符合“报恩寺”的特定环境。而《词话》“快活道场”等语则与人物于环境不吻合。特别是结束两句对僧谑而不虐:“可惜菩提甘露水”;对巧云的名字双关的写法:“倾在水逝云飞中”。而《金瓶梅词话》结末两句,失却《水浒》的狡黠,只见其造语之粗鄙,可知,其非文人之作。文人即便移植,也不会重复两次(词证全文重复使用两次,其中“耳边诉雨意云情,枕上说山盟海誓”又在80回重复一次)。只有说话人把这种套词赞赋:如人物赞、刀马赞,随意搬用。不止一次地搬套,这在文人不可能发生,而在说话人却是正常的。因为多数听众是流动变换的,未必察知;便是那固定的老听众,却以为这是套话,并不非议,却是认可。
6.
通过上述简要的比较,从照搬与重复来看,《金瓶梅词话》不是供阅看的案头之作,而是供说听的书案之作。说听与阅读的区别在于“有众则讲,独处则诵”,对不同场次、不同听众的“有众则讲”,抄袭与重复,听众习焉不察,对积习沿用俗套认可。而“独处则诵”的读者对重复与搬套便不会象听众那样耐受了。“独处则诵”的读者,阅读时会生出一种“错位感”,觉得这种抄自他书是放错了地方,不是本书情节人物所必需。文人也有借用他书的情形,但力求按头制帽吻合而不错位。而且,文人更多的倒是化用,消化而用不生吞活剥。文人独立创作时,总是有所变化的创新,试看比《金瓶梅词话》略为晚出的清小说《梁武帝演义》在写宫娥为寺僧施济时,“这些饿鬼馋僧怎禁的目淫神荡……只好在心坎干咽残唾,一时把持不定……急得将木鱼必必剥剥乱敲,口里暗念救命。两眼望着宫女打磬子,俱打在手上……。”这里并不在于比较《西厢记》、《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梁武帝演义》孰优孰劣,而是为着说明文人的独立创作并不生吞活剥,只是艺人才照抄照搬。《金瓶梅词话》在生吞活剥时,为使原文适应词话的情境,不得不削足适履,这便破坏了原文,而且在点窜时造语涉俚、用词多鄙,与原文相去甚远。这不容忽视的事实,足能证明:《金瓶梅词话》非文人创作,而是艺人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