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的「性描写」
一)性描写是《金瓶梅》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道德和审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本文的宗旨即试图从一个较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对其进行观照和审视。
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反映。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可以说是美学方法写成的历史。产生于中国16 世纪后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一部开创性的、划时代的煌煌巨著。
其与生活同步的恢弘气势、逼视现实人生的力量，对社会、人生、人性的大胆探索以及种种新的美学追求，都令人惊讶地呈现出一定的「近代」气息，但《金瓶梅》同时又是一部非常复杂的作品，其内容的驳杂、倾向的错乱都很惊人，技巧的粗疏幼稚也随处可见。
在《金瓶梅》中，创造和因袭、弘大和卑琐、深刻和浅薄、朴实和庸俗奇妙地掺杂在一起，不仅使一般读者因难于剥离而感到迷惘，也常使研究者陷入困惑。
有关性描写就是其中一个即莫衷一是又难说清楚的问题。
其实，把《金瓶梅》当作「社会小说」「世情小说」来看是比较晚近的事。在早，社会上是一直把它列为「淫书」的。
尽管今天有很多人已经不这样说了，但并不是说以前这只是道学家为了诬陷而随意罗织的罪名。
因为在这部被当时的公安派首席诗人袁宏道称为「云霞满纸」（〈与董思白书〉）的书中，确实有不少关于性、性心理、性行为的描写，违反了中国传统的「万恶淫为首」「床笫之言不逾阈」的道德原则，
尤其是作者对性行为肆意铺陈，乃至描摹狂淫滥交，丑态淫声无不展示，毫不顾及中国人对文学淡雅的诗意追求和欣赏含蓄蕴藉的审美习惯。
面对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不少人曾为之曲为解说，或者说「盖为世诫，非为世劝」（《新刻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
或者说这是「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误」（刘廷玑《在园杂志》）。比较现代的则说这是为了暴露统治者的荒淫。
遗憾地是这些说法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时下流行的观点是主要谴责其中直接的性行为描写，认为这是这部「现实主义杰作中夹杂的自然主义描写」。
有人认为这些描写是这部「伟大作品的赘疣」，删掉这些文字，《金瓶梅》就可以洁起来，而且不会影响这本书的社会批判价值和艺术成就。
不过，事情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不管《金瓶梅》中具体写性行为的文字究竟有多少，全书的审美情趣中实际上已经渗透了那种横流的肉欲，以至于删不胜删、躲不胜躲，
国内1934 年出版的《金瓶梅词话》断句本删去9000 余字，半个世纪后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又增删了10000 多字，《金瓶梅》是不是真「洁」起来了呢？从其仍不能公开发行，可知人们是不敢执乐观态度的。
最令人难堪的是对《金瓶梅》研究来说，有关性描写又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因为这种描写，不仅是其屡屡遭禁的原因，而且作为其文本和意向突出的特征，实际上已成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这部作品的重要关捩点。
作为一种顽强的并不断辐射出影响的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这分明是对我们的理论和意识的挑战。
毫无疑问，传统的武器或道德的批判已经不能应付这个问题，有人鉴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分写性的内容多一些，于是提出了一个「性文学」的概念，试图通过对对象的界定，把《金瓶梅》一类作品中的性描写问题主要限制在美学范围内讨论，大概也不是能解决全部问题的方法。
其实，所谓「性文学」似乎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
西方有「色情文学」的提法，其语源为希腊文“pornographos”，原意是「描写妓女的作品」，[1]后来，西方强调色情文学作品的特征是「企图引起性刺激」。
但这实际也是很把握的，西方一些现在已被公认为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包法利夫人》《苔丝》《不可捉摸的公共汽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惠特曼的《草叶集》等，都曾被宣布是色情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通行「淫书」的说法，那是稍一涉及有违礼教的男女关系就逃不掉的，像《西厢记》、《红楼梦》莫不被网罗，自然不能等同于「性文学」的概念。
较近的有茅盾谈过「中国文学的性欲描写」，他认为中国性欲作品的内容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一是色情狂，二是性交方法─所谓方术」，时下则有人提出：「凡是表现性意识、性心理、性行为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纳入性文学的范畴。
茅盾所谈的实际不是「性文学」的定义，因为他自己已经指出，他所说的「只是一种描写，根本算不得文学」[2]。
而时下的提法则因内涵的不确定和外延的宽泛，实在难以把握。说起来，古今中外包含性意识、性心理和性行为的作品实在太多了。
中国古代的「情诗」「艳词」「淫曲」不去说了，其他像写到「软玉温香抱满怀」「露滴牡丹开」的《西厢记》以及「梦里淫邪展污了花台殿」的《牡丹亭》，按照这个标准，似乎都应该归入「性文学」。
即如被人们推为中国文学极致的《红楼梦》，也有贾宝玉初试云雨，宝公子喜欢吃女人（只限于漂亮姑娘）嘴上的口红，不是一种变态性心理吗？另外还有贾琏戏凤、茗烟和万儿作爱，贾瑞因风月宝鉴脱阳而死等等。
假若因此将《红楼梦》推为中国「性文学」的翘楚，「红学家」一定会为之挥起老拳。
至于郁达夫、沈从文、茅盾以及写过阿Q 向吴妈求爱、摸小尼姑光头的鲁迅是不是也应被列入「性文学」作家的名单呢？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使用「色情文学」的概念，但文学大概根本没有什么「性文学」和「非性文学」之分，而文学中的性描写问题，包括《金瓶梅》中的性描写问题也绝不仅仅是文学内部的问题。
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文学可以是一个自足的领域，但从根本上说，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
作为长篇小说的《金瓶梅》，实际上不仅展现了时代丰富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现象（人们一般是从中探讨其社会批判意义的），并成为审美对象，而且它本身就是时代文化心理的产物和载体，不仅有其现实的，也有其深远的文化背景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较宽广的文化视野对《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进行观照和审视。
二)基于性欲的两性关系是人类、人类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性欲对人类不仅有生理意义，也是审美意识的源泉和永恒的审美对象；《金瓶梅》作者着重「财色」，尤其是性的描写切入晚明社会生活，从而揭示了这个社会的本质特点，是作为小说家无可指责的选择。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一方面是生活数据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3]
早在洪荒初辟的时代，推动这两种「生产」的力量就是人类本能的欲望。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礼记‧礼运》说是：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4]。
关于这种欲望，「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书引告子的话说是「食、色，性也」。都是将其主要归结于食欲和性欲。后来鲁迅说这是人类的两种基本功能[5]。
马克思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6]
而联系两性之间的关系，因而使人具有生命力、自然力的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本能欲望─性欲，这就说明，性、性欲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自然存在和需要，与人类、人类文化的关系，远远早于任何文学。
或者说，性、性欲和人类是原生的、并存的，而文学不过是人类跨入文明门坎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才由精神文化中发生并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大概将永远只能以文化的表层形态存在。
性、性欲作为人类的自然存在和固有的心理精神因素，影响着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生、发展。
西方的不谈，即如作为中国两千年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否发生于生殖崇拜，《老子》以「玄牝」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根（「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是否与原始的母神创世、女阴崇拜有关，都是值得研究的。
至少，作为传统文化宇宙观基础的阴阳二元论与两性的自然存在有关。
《周易正义》云：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作为两性关系形式的夫妇在礼教人伦中竟具有基石般的重要地位，成为道德准则的发端，不是足以证明这一点吗？
有人认为，性、性欲只是人类某种生理需要，而不是审美需要；文学可以描写爱情，但应该避开爱情中的性欲和性行为。
其实，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就主要体现在「食色」这种人的最重要的本能的自然欲求的满足方面。
从发生学的角度说，人类本能的欲望正是审美活动最初的一种内驱力。
人们正是在官能的从而心理的快感─美感中去寻求生命的充实感，领略人生的意义和快乐。
所以《庄子‧至乐》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容声也。」
既然人、社会、生活是文学描摹和表现的对象。而基于性欲的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那么文学创作中又怎能排除人类生活中的这种欲望，和为了实现或满足这种欲望的行为呢？
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已经证明并正在证明这一点，自然用不着多说。
至于爱情，实在是一个难以界定的人类行为，虽然在文学中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中，却有着特定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内容，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同风貌。
即使我们不说性欲是爱情的基础，完全排除欲的爱情古今中外究竟有多少？那种割裂灵肉的男女关系实际上不过是「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产物。
恩格斯在评价德国诗人格奥尔‧格韦尔特的作品时，不是专门谈到「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是其作品的一大长处吗？他认为那种对于人的自然性欲表示出一种高尚的道德义愤，不过是一种虚伪矫情的假道学：
「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7]
因此，文学创作对于性、性欲乃至性感、性行为，不是回避的问题，关键在于所表现的性意识问题。
性、性欲对人类不仅有自然的生理价值，也是审美意识的源泉和永恒的审美对象，这是它在人类文化存在中的地位所规定的。
出于描摹和审美的需要，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和表现性、性意识乃至性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合理性。
马克思说：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界。[8]
一个社会两性关系处于何种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是这个社会人性所能达到的程度的标志，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水平的尺度，或者说两性关系形态是反映一个社会本质的重要方面。
《金瓶梅》的作者冲破中国小说和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直面现实人生，着意通过所谓「色」，即性的描写去再现生活，即使不是出于理性的自觉，至少也说明了他作为小说家的敏锐的艺术直觉，至于其勇气，还是其次的事情。
《金瓶梅》以前，中国也曾出现过带有性描写的叙事作品，如旧题汉伶玄的《飞燕外传》，大约出现于五代或宋初的《迷楼记》《海山记》，以及可能出现于明正德年间的《如意君传》等。
这些作品中有的写采补术和春方壮阳（如《飞燕外传》），有的写性交过程（如《迷楼记》《如意君传》），但正如茅盾所说，「大都以历史人物（帝王）为中心，必托附史乘，尚不敢直接描写日常人生。」[9]
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不过是揭露宫帏内幕，作为史传的附庸而产生（宫廷荒淫本来就史不绝书），至多仅仅表现了作者的某种变态的性心理（如《如意君传》）。
虽然《金瓶梅》的性描写有不少承袭这些作品的地方，如西门庆之死脱胎于《飞燕外传》，其性行为描写则有不少因袭《如意君传》的地方，
但正如《金瓶梅》作者常常攫取话本情节或直接把流行词曲抄入他的小说一样，说明他尚不能完全摆脱「文学的传统和惯例」[10]，并不能因此把他的小说和这些作品等同起来。
我们看到，在《金瓶梅》中，作者虽然有过于热衷描摹人们的性欲、性行为的一面（这是出于晚明特殊文化背景下较普遍的心态），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意兴笔墨，但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把性欲、性行为与人的其他社会意识和行为联系起来。
比如书中的主角西门庆无疑是风月霸王、色中魔王，小说开头写他勾引上了潘金莲不久，听薛嫂介绍孟玉楼，就顾不上那个和他在肉欲上最为契合、为了得到她不惜冒杀人害命风险的心上人，忙不迭地张罗先娶过来，这个脸上有几颗浅麻子的寡妇对他的吸引力除了，「会弹月琴」，大概主要还是薛嫂说的对方「手里有一份好钱」，「手里现银子，也上两千」。
李瓶儿死了，西门庆哭得死去活来，不惜花大钱殡葬，说明他们建筑在肉欲互相吸引基础上的两性关系中多少已经掺入了「情」的成分。
但西门庆的心腹玳安又对傅伙计说了另一层原因：
「俺爹（西门庆）饶使了这些钱，还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李瓶儿）嫁俺爹，瞒不过你老人家，不知道该带了多少带头来？别人不知道，我知道。
把银子休说。只光金珠玩好、玉带、绦环、髻、值钱宝石，还不知有多少，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
所以《金瓶梅》第16 回西门庆娶李瓶儿明标题目：「西门庆谋财娶妇」。
西门庆对一些伙计媳妇、丫鬟仆妇，如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媳妇等的性的征服无往不胜，也不完全是作者为了展示性行为的安排。
这只要看作者写他们在交往甚至作爱过程中总是不免插入一些物质经济的要求和许诺的话头以及她们在和西门庆苟合前后的种种表现，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们与主人的性关系包含着社会关系内容。
后来西门庆死了，王六儿劝她的丈夫韩道国拐财背逃时就说：「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什么。」
西门庆勾搭上招宣府的林太太，在林太太一方有满足性的饥渴的一面，也有其家势没落，儿子不成器，需要西门庆帮忙的一面；
至于西门庆要接触这个徐娘半老的贵夫人的玉体，更重要的大概是为了满足他的占有欲和优越感，其意义本质上不在于性关系和性欲本身。
根据《金瓶梅》的描写。西门庆是个靠中药铺起家的商业暴发户，他的恶劣的质量与其精明强干都使其成为现存制度的敌人。
本来，存在于他身上的那种对异性的强烈占有欲和他对金钱的占有欲一样，正是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对现存经济和道德秩序的破坏力量。
但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为中国16 世纪的西门庆们提供获得历史长子权的机遇，超稳定的大一统皇权社会，决定了他们只有充当地主阶级的附庸作为交换条件来保障自己在一定限度内的生存和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就只能将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和自身的力量，投入历史所能提供给他们的畛域，或者挤入官宦士绅的行列，或去追求物质的官能享受。
晚明奢华和纵欲之风越演越炽，不能说这不是重要的原因。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必然覆亡命运早已包含在他自身运动的过程之中。
也许西门庆的因纵欲而亡属于一种性格悲剧，但作者这种选择安排，又是符合历史和生活的逻辑的。
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到处充满了丑恶的生活事件，鼓荡着毫不掩饰的卑鄙的欲念。
那些灵魂卑劣的人物─恶欲膨胀的商人，耽于享乐的帝王，贪赃枉法的官吏，是这个世界为所欲为的主人，而那些并不拥有权势金钱的妇女和社会下层人物，竟也在这个生活的黑泥潭里翻滚，显得那样的寡廉鲜耻道德沦丧。
几乎所有的人都「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圣徒，而只相信肉体的享乐」[11]。这正是晚明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
造成（这种「代变风移」的时代社会风尚和心理的一个直接原因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歙志风土论》）。
正如晚明一首〈题钱〉的民歌所唱：
「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豺，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
「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
「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
（《石林逸兴》卷五）
致使晚明「金钱之神莫甚于今日」的是表现在流通领域里畸形发展的商品经济。
正是腐朽专制制度和畸形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并存，残暴的封建权势和胆大妄为的金钱的结合，使晚明陷入一种「世纪末」的疯狂、动荡和黑暗。
《金瓶梅》作者通过大胆的性与金钱关系的种种描写，切入生活，不仅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现象、风尚和社会心理，而且揭示了这个社会的本质：
虽然在晚明社会产生了种种对旧制度有破坏意义的新因素，但由于这个古老封闭社会体系中产生的新因素，实际带有孕育它们的母体的恶性基因，旧结构的稳定坚固，传统的强大，使一切新事物都不能正常发展，而是在运动中扭曲变形，于是社会出现了历史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
因此，整个社会所经历的痛苦就由新社会即将分娩前的阵痛，变成了永无休止的煎熬，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悲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