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爱情——肉体的爱——已在他们身上经过了。肉体的爱,使男子身体发生奇异的、微妙的、显然的变化:女子是更艳丽了,更微妙地圆满了,少女时代的粗糙处全消失了,脸上露出渴望的或胜利的情态;男子是更沉静了,更深刻了,连肩膊和臀部也不象从前硬直了。
这姊妹俩在性的快感中,几乎在男性的奇异的权力下面屈服了。但是很快她们便自拨了,把性的快感看作一种感觉,而保持了她们的自由。至于她们的情人呢,因为感激她们所赐与的性的满足,便把灵魂交给她们。
但是不久,他们又有点觉得得不尝失了。康妮的男子开始有点负气的样子,希尔达的对手也渐渐态度轻蔑起来。但是男子们就是这样的;忘恩负义而永不满足!你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憎恨你,因为你要他们。你不睬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憎恨你,因为旁的什么理由。或者毫无理由。他们是不知足的孩子,无论得到什么,无论女子怎样,都不满意的。
大战爆发了。希尔达和康妮又匆匆回家——她们在五月已经回家一次,那时是为了母亲的丧事。她们的两个德国情人,在一九一四年圣诞节都死了,姊妹俩恋恋地痛哭了一场,但是心里却把他们忘掉了,他们再也不存在了。
她们都住在新根洞她们父亲的——其实是她们母亲的家里。她们和那些拥护“自由”,穿法兰绒裤和法兰绒开领衬衣的剑桥大学学生们往来。这些学生是一种上流的感情的无政府主义者,说起话来,声音又低又浊,仪态力求讲究。希尔达突然和一个比她大十岁的人结了婚。她是这剑桥学生团体的一个者前辈,家财富有,而且在政府里有个好差事,他也写点哲学上的文章。她和他住在威士明斯泰的一所小屋里,来往的是政府人物,他们虽不是了不起的人,却是——或希望是——国中有权威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或者装做知道。
康妮得了个战时轻易的工作,和那些嘲笑一切的,穿法兰绒裤的剑桥学生常在一块。她的朋友是克利福·查太莱,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他原在德国被恩研究煤矿技术,那时他刚从德国匆匆赶回来,他以前也在剑桥大学待过两年,现在,他是个堂堂的陆军中尉,穿上了军服,更可以目空一切了。
在社会地位上看来,克利福·查太莱是比康妮高的,康妮是属于小康的知识阶级;但他却是个贵族。虽不是大贵族,但总是贵族。他的父亲是个男爵,母亲是个子爵的女儿。
克利福虽比康妮出身高贵,更其上流,但却没有她磊落大方。在地主贵族的狭小的上流社会里,他便觉得安适,但在其他的中产阶级、民众和外国人所组合的大社会里,他却觉得怯懦不安了。说实话,他对于中下层阶级的大众和与自己不同阶级的外国人,是有点惧怕的。他自己觉得麻木了似的毫无保障;其实他有着所有优先权的保障。这是可怪的,但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稀有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一个雍容自在的少女康士丹斯·勒德使他颠倒了。她在那复杂浑沌的社会上,比他自然得多了。
然而,他却是个叛徒,甚至反叛他自己的阶级。也许反叛这字用得过火了,太过火了。他只是跟着普通一般青年的愤恨潮流,反对旧习惯,反对任何权势罢了。父辈的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的顽固的父亲,尤其可笑。一切政府都是可笑的,投机主义的英国政府,特别可笑,车队是可笑的,尤其是那些老而不死的将军们,至于那红脸的吉治纳将军②更是可笑之至了。甚至战争也是可笑的,虽然战争要杀不少人。
②吉治纳K(iter)一九一四一一六年英国陆军部长。
总之,一切都有点可笑,或十分可笑,一切有权威的东西,无论军队、政府或可笑到绝点。自命有统治能力的统治阶级,也可笑。佐佛来男爵,克利福的父亲,尤其可笑。砍伐着他园里的树木,调拨着他煤矿场里的矿工,和败草一般地送到战场上去,他自己便安然在后方,高喊救国,可是他却入不敷出地为国花钱。
当克利福的姊妹爱玛·查太莱小姐从米德兰到伦敦去做看护工作的时候,她暗地里嘲笑着佐佛来男爵和他的刚愎的爱国主义。至于他的长于哈白呢,却公然大笑,虽然砍给战壕里用的树木是他自己的。但是克利福只是有点不安的微笑。一切都可笑,那是真的;但这可笑若挨到自己身上来的时候?其他阶级的人们,如康妮,是郑重其事的;他们是有所信仰的。
他们对于军队,对于征兵的恐吓,对于儿童们的糖与糖果的缺乏,是颇郑重其事的。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当局的罪过。但是克利福却不关心,在他看来,当局本身就是可笑的,而不是因为糖果或军队问题。
当局者自己也觉得可笑,却有点可笑地行动着,一时紊乱得一塌糊涂。直至前方战事严重起来,路易·佐治出来救了国内的局面,这是超乎可笑的,于是目空一切的青年们不再嘲笑了。
一九—六年,克利福的哥哥哈白阵亡了。因此克利福成了唯一的继承人。甚至这个也使他害怕起来。他早就深知生在这查太莱世家的勒格贝,作佐佛来男爵儿子,是多么重要的,他决不能逃避他的命运。可是他知道在这沸腾的外面世界的人看来,也是可笑的。现在他是继承人,是勒格贝世代老家的负责人,这可不是骇人的事?这可不是显赫而同时也许是十分荒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