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色情描写在明代并不算出格
《锦帆集·董思白》
明·袁宏道
《金瓶梅》从何得来？
伏枕略观，
云霞满纸，
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凤凰文史
如果穿越回万历十五年的文人朋友圈，你会看到什么？
也许，你会看到申时行脸色麻木地写青词；王用汲等直臣，为衰朽残年的海瑞鸣不平；一代文豪汤显祖，正在京师宣传“危险分子”李贽的著作；又或者，你还会看到几个文人私下传阅一本奇书，嘴上说有辱斯文，心里看着暗爽。问及作者，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所作，却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这本禁书就是《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据说创作于嘉靖末到万历二十年间，最早的记载见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文人袁中道自己看还不过瘾，写信给画家董其昌，问《金瓶梅》缺漏的章节在哪里？怎么能读到？他是个书迷，被这个不知名的兰陵笑笑生折服，不禁感慨道：“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金瓶梅》被视作“淫书”，但它的色情描写并不多，一百来万字的小说，真正露骨的描写只有几千字，把朦胧的挑逗文字加起来，也不过万字，并不像《肉蒲团》那样泛滥成河。《金瓶梅》在明代，算不得多露骨。很多人一想到明代，就想到“存天理，灭人欲”，以为明代很保守，恰恰相反，明代至少在文学上比清朝开放许多，尤其是到了明中后期，皇帝怠政，商业发展，社会兴起奢侈、放纵之风，色情小说也流传开来。
像《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这些小说，都是明代的，读书人都爱看，以至于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会感慨世风日下，幻想回到太祖时期，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由他阻挡，《金瓶梅》生在明代，恰逢其时。
《金瓶梅》色而不淫，为什么还是被禁呢？
恐怕，色情是其次，对政治影射过多，才是根本。
《金瓶梅》写的虽是北宋故事，但它描述的官制、礼仪、社会风俗，大体上是明代中期的，放在当时，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本借古讽今的小说，看似在写情爱，其实里面对官场的讽刺特别辛辣。作者通过描写西门庆和宋御史、候巡抚、蔡京、翟管家等人的交往，暴露出明代官场的贪污、舞弊、沆瀣一气，比如小说写到第七十五回，宋御史为巡抚侯石泉老先生践行，托西门庆置办酒宴：
却说前厅宋御史先到了，西门庆陪他在卷棚内坐。因说起地方民情风俗一节，西门庆大略可否而答之。
次问及有司官员，西门庆道：“卑职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李知县吏事克勤。其余不知其详，不敢妄说。”
宋御史问道：“守备周秀曾与执事相交，为人却也好不好？”
西门庆道：“周总兵虽历练老成，还不如济州荆都监，青年武举出身，才勇兼备，公祖倒看他看。”
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监荆忠？执事何以相熟？”
西门庆道：“他与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递了个手本与我，望乞公祖青盼一二。”
宋御史道：“我也久闻他是个好将官。”
又问其次者，西门庆道：“卑职还有妻兄吴铠，见任本衙右所正千户之职。昨日委管修义仓，例该升指挥，亦望公祖提拔，实卑职之沾恩惠也。”
宋御史道：“既是令亲，到明日类本之时，不但加升本等职级，我还保举他见任管事。”
西门庆连忙作揖谢了，因把荆都监并吴大舅履历手本递上。
宋御史看了，即令书吏收执，分付：“到明日类本之时，呈行我看。”
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门庆又令左右悄悄递了三两银子与他，不在话下。
这一段看似平常，却已经把宋御史和西门庆的官商勾结交待地一干二净。宋御史有权有势，但他明面上的俸禄不多，设宴款待侯巡抚，他要隆重，但不想自己出钱，就想到了西门庆，西门庆心领神会，不忘从中拿点好处，他和宋御史一问一答，就把自己的小舅子和当地守备官举荐了出去，利用宋御史的权柄，助自家人升官。
这一段还有一个厉害之处，就是西门庆打点宋御史之余，不忘“令左右悄悄递了三两银子与吏典”。盖因明代胥吏猖狂，仗着自己对繁琐文书的了解、在地方公务上的作用，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所以，商人办事，既要贿赂地方长官，也要喂饱各级各部门的吏胥，《金瓶梅》这一笔，体现出作者对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官场的洞察，以及他对官商勾结、胥吏蛮横现象的厌恶。
试想，当明清两代的宋御史们看到这本书，怎能不后背发凉？当那些王宫贵胄看到大胆的兰陵笑笑生，把官员、贵族们写得如此苟且龌龊、淫秽不堪，他们又作何感受？所以，饶是有一两个小王爷私下意淫潘金莲，明面上朝廷仍要把《金瓶梅》禁了，免得它侮辱了天朝盛世。
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沈德符、袁宏道、李渔、张竹坡等人接力，愣是把《金瓶梅》一代传一代。尤其是这个张竹坡，他是金学界不得不提的人物，用毕生心血来评点《金瓶梅》，就是他把《金瓶梅》从“明代四大奇书”里拿出来，单独称作“天下第一奇书”。
在他的引领下，清朝文人私底里争相阅读《金瓶梅》。他们主要阅读的是更加凝练、文雅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内容更驳杂的《金瓶梅词话》反倒被渐渐冷落。
一直到1932年，《金瓶梅词话》丁已本在山西被发现，文坛才重新掀起对词话本的讨论。郑振铎、施蛰存等人都贬低绣像本，力捧词话本。这其中，郑振铎干脆把《金瓶梅》排在《水浒传》《西游记》之上，他在《长篇小说的进展》里断言：“《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
无独有偶，大文豪鲁迅也看重《金瓶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写道：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很多人知道鲁迅是大小说家，其实他也是研究《金瓶梅》的高手。三十年代，他和郑振铎、吴晗等人经常讨论《金瓶梅》，就是他们彻底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提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
在金学界，《金瓶梅》作者是谁、成书何时，一直是个“哥德巴赫猜想”。不同立场的人争来争去，争个几百年，都没有说服对方。例如：主张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常引用沈德符的话：“为嘉靖间大名士所作。”甚至开出脑洞，说西门庆对应的就是严东楼（严世蕃），《金瓶梅》是用来讽刺严党的。但万历说的主张者不服气，有一位台湾的魏子云先生，他在《金瓶梅编年说》里写道：“《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引述刘、项之与戚夫人、虞姬的‘豪杰都休’等事；特别是戚夫人的要求废嫡立庶事。对万历 一朝来说，它显然是影射神宗的宠爱郑贵妃与其子福王常询......关于这一 点，应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一个事实。”